李俊兰
吴敬琏说他第一次得知自己被人称为“吴市场”，是在1990年那场高层次的激烈争论后。当时有人把经济学界的几位代表人物叫做“有计划”、“吴市场”、“杨承包”……也许是身处其中的缘故，他不能从这极巧妙的“配置”中体会汉语语言独有的精妙。当时这个“大号”给他的感觉是：很厉害的贬义，完全不是美称。
在江总书记召集的那次座谈会上，与会的十几位经济学家因观点分歧而争论起来。“第一位发言的同志说当前有很多问题，重复建设、通货膨胀、腐败等等。这些我也有同感，但他的结论我不同意，他说产生问题的原因是市场取向，改革应该是计划取向怎么搞起市场取向来啦？我紧跟着发言，指出原因是改革不够坚决不够彻底，我说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这个口号本身不妥，应该明确就是市场经济”。
“当时与会者中多数主张计划经济，主张市场经济的有三人，薛暮桥、刘国光和我，大家争得很厉害”。薛暮桥老先生激动得话都说不清楚了，会后专门写了一个报告给中央。
“吴市场”因其在中国经济学界的显著地位，更因其学术观点被采纳到党的“十四大”和“十五大”报告中，因而被人称之为“大内高参”、“顶级智囊”。但他对自己以往的失误并不回避。
“我在大学学的是苏式政治经济学，毕业后又随苏联专家从事企业财务和国家财政问题研究，那时我认为只有按苏联那套办中国才能富强。当‘左’的思想发展到登峰造极时，我竟参加过1964至1965年间‘左派’理论家发动的对孙冶方‘修正主义’的批判”。孙冶方是他十分敬重的老师，50年代后期就提出把计划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。但在当时情况下，“我真是认为孙冶方错了，还是毛主席对”。
在经济学圈内，口碑极佳的吴先生被认为“对世界经济的前沿理论很了解”、“对中国现实问题的分析非常深刻”。问其何以成为了吴市场？他自己总结了三点。
“我们这一代人是最糟糕的一代，上学时没学过现代经济学”——他不用西方经济学这个名词，因为马克思主义不也是西方的吗？“改革开放后可以学了，我们这些人岁数又大了。我53岁那年去美国做访问学者，在一年半的时间里我从本科生研究生的基础课学起，打下了一个基础，特别是微型经济学的基础。如果不掌握经济学的基础就去谈复杂高深的经济问题，很可能语无伦次，在这方面我占了点便宜。此其一。
“第二是我的家庭背景使我与新闻记者接触较多，特别是像浦熙修、赵超构这样的大记者，他们对社会现象观察敏锐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。抓住新的社会现象，然后用我专业的知识进行分析，就能贴近事物的本质。
“第三是对世界经济前沿理论的了解。改革开放后，中国的经济学家能够与一些世界一流的经济学家交流。他们的见解与思考，对我们了解世界经济是非常有益的”。
对1990年那场选择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的争论，他说：“实质在于要为我国的经济找到一种有效益的资源配置方式。计划经济的低效益有目共睹，我们为什么要抱住不放？”
但经济生活中毕竟有很多很多的不明白需要解答。譬如下岗失业、贪污腐化、假冒伪劣等等。他说：“一类是体制过渡过程中的问题，如失业、腐败；一类是两种体制并存的问题，如前几年的‘倒批文’，真正的市场经济没有这类问题；还有一类是市场经济本身的问题，如倒股票、泡沫经济是只有市场经济才会产生的问题，但不是市场经济必然发生的问题，完善的市场经济有相关的法律制约。”
早在1992年，他就曾模仿邱吉尔1947年论述民主制度一段名言的句式，指出“市场经济并不是完美无缺和无所不能的。应当说市场经济是一种有很多缺点的经济体制。然而与迄今为止人类已经试用过的一切其他体制相比而言，它确是最好的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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